徐永光：每一個中國人都需要社會企業
(This article is in Chinese only)
什麼是社會企業？通俗一點說，她是一門講良知的生意經，是把解決社會問題融入到商業活動中，義利並舉，造福社會。 10多年來我一直關注中國和世界社會企業的許多案例，零零星星說了不少話，寫這本書做了一個系統梳理，發現解開了中國社會企業的秘密。
無論是歐美、日韓等發達國家，還是孟加拉、印度和非洲那些貧窮國家，社會企業主要是服務金字塔底部的人群、弱勢群體。在發達國家，社會企業一般規模比較小，而在貧窮國家，有不少巨無霸社會企業 – 做窮人市場，為窮人服務，賺窮人的錢。總之，在世界各國、也包括港台地區，社會企業的服務對像是少數人，或底層人群。因此，社會企業往往帶著公益慈善的色彩，一些地方乃至於把「不分配利潤」或「限制分配利潤」成了認證社會企業的標準。利潤分配之爭，一直是困擾這個領域發展的一個突出問題。
同樣是用商業手段有效解決社會問題、環境問題，中國的社會企業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與國外社會企業最大的區別是，中國社會企業是為大多數人服務的；在世界各國都是少數人需要的社會企業，在中國，人人需要社會企業。
去年，我給報導中國社企論壇的記者介紹中國社會企業時，畫了一個好企業壞企業分佈靶向圖，根據企業在市場上的表現，越靠近靶心，社會目標越強，越接近社會企業。社會痛點就是社會企業的靶心，命中靶心的10環企業就是典型的社會企業。中國社會企業獎評選，把我的靶心理論作為全球社會企業眾多標準中的一個新標準提出來。台大馮燕教授說：「這是個新的發明，要有知識產權保護。」
為什麼說中國的社會企業是為多數人服務的？
中國許多社會問題、社會痛點人人有份。
首先，中國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方面，存在許多不足，需要社會企業來補充，諸如養老、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社區服務、殘疾兒童康復和殘疾人就業等領域，需要吸引數十萬億社會投資來擴大有效供給，滿足社會需求。同時，中國有許多突出或特有的社會問題亟待解決，如環境污染、食品安全、鄉村空心化、留守兒童問題，還有貧困問題，等等。
彌補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和有效解決社會問題，是中國社會企業發展的重要領域和舞台。杭州一位年輕的創業者對我說：「所有社會問題都是商機。」，這話很有道理。
社會企業關注的領域，與黨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補短板、惠民生的目標是完全一致的；也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真實體現。國家產業發展政策中有一系列減免稅安排，大多與社會企業關注領域相重合的，我都列出來了。這說明，社會企業的方向，就是國家的方向。
當然，並不能說只要在這些領域做事的企業都是社會企業。社會企業是以社會使命為先的商業，賺錢是第二位的。事實上，在美國、英國和日本都有可靠的數據證實，社會責任企業和投資，長期回報率均高於市場指數。社會企業是又做好事又賺錢的好買賣。
我還有一個重要發現，「民非+企業雙輪驅動模式」是中國獨特的社會企業發展模式。
民政部最新統計，2016年全國共有民辦非企業單位36.1萬個，其中教育、醫療、養老、文化、體育、科技和工商業服務類超過30萬個。這些與公共服務領域相關、並進行公益登記的機構，絕大部分是私人投資的。因為投到公益機構的錢都拿不回去了，他們背後都有一家公司。自1998年設立民非制度以來，這種存在模式政府心裡是很清楚的。但因存在公與私、公益與商業的模糊不清，經常受到詬病，我就曾嚴厲批評民非制度“關門打狗，逼良為娼，遏制投資，尋租天堂”四宗罪。 2015年，民政部、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等10部委發出的《關於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養老服務業發展的實施意見》（民發〔2015〕33號），明確提倡用「民非+企業雙輪驅動模式」來吸引社會投資，發展養老事業，允許雙方可以進行資金借貸和財產租賃等項關聯交易，並接受政府監督。
英國被稱為社會企業第一大國，目前也就七八萬家社會企業，如果把中國30萬家民非+公司機構劃歸於社會企業或準社會企業，可以說，中國已經是社會企業世界第一大國了。首屆中國社企獎獲獎企業背後有民非的佔了三分之一。
以上介紹了中國社會企業的特點和發展模式，這又連帶出一個第二層級的重要問題：社會企業要不要分配利潤？
社會企業在中國有巨大社會需求、巨大發展規模、巨量投資空間和無限商機，如果同意這個判斷，再爭論社會企業能不能分配利潤就完全沒有意義了。面對數十萬億的投資需求，不分配利潤？鬼才來做社會企業！
這是從宏觀層面回答社企分紅之辯。
第二，從中觀運行層面分析，用利潤分配做綁架，是毀社會企業。我在書中深入介紹了廈門五齊學校為何沒有做成新東方的教訓，是因為專家創辦人張芳聽從專家指導、宣布五齊學校要成為不分配利潤的社會企業之後，隨之而來的道德綁架、道德窺探、道德審判，把一個如日中天的優秀社會企業逼進了「黑洞」。有意思的是英國也宣布社企的投融資遭遇「資金黑洞」，因為是企業，捐款沒有了，因為法定分配利潤上限為35%，投資者也望之卻步。英國已經修改法律，取消了利潤分配的限制。香港500多家達標社企因完全不分紅，已經消耗了大量政府補貼，還在繼續消耗–因為這哪是企業，分明是非營利組織。
第三，從微觀管理層面，我用14個條件分別對四種不同投資分配類型的社企的市場拓展力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社企不分紅是自廢市場武功。這是我7年前在香港社企高峰會上拋出來的，當時在全球社企界屬於「異端邪說」，在香港引起很大爭論。
第四，從歷史經驗層面，社企是在競爭性市場開展經營活動的，不分紅的社企，在機制上連公有製小企業都不如。中國有過公有製小企業消失得一個不剩的歷史經驗，那些給社企定不分紅標準的國家都沒有過這樣的經驗，無法預見到不良後果。當然率先定標準的是諾貝爾獲得者、社企鼻祖尤努斯先生。在北京大學的一次研討會會上，我恭敬地跟尤努斯先生說：「先生是神，我們是人。不分配利潤要吸引投資，把社會企業做好，真的不容易。」
有人問我：「在中國公益慈善發展困難重重的今天，你說什麼《公益向右》，到底是害公益還是幫公益？」我做了大半輩子公益，肯定不想害公益。但對一些人堅持「初心」的人來說，可能會受到價值觀的衝擊，甚至感覺受到傷害。希望質疑我的朋友，在認真讀完這本書後，也許會認同我；讀出書中破綻，給我指教，我能做到聞過則喜，從善如流。這是我的一貫風格。
我深信，公益向右，能提升千億公益資源的配置效率，再造千億市場創新空間。千億是保守的，每年千億，還會裂變放大；商業向左，將激發萬億社會投資。公益與商業合流於社會企業，公益、商業與政府跨界合作，形成宏大的社會創新力量，將有效、可持續地解決我們面臨的社會問題。誠如管理大師德魯克所言「唯有把解決社會問題當成有利可圖的機遇，社會問題才能最終得到解決」。
最近，幾位公益品牌創辦人和我討論如何向社會企業轉型。我明確告訴他們：「從公益創新轉型到社會企業，與科技創新到商業化一樣，首先是人的創造，必須確定以創新者為中心的地位。」按照這個邏輯，在股權設計時，應以創辦人和團隊為中心，設計最有利於業務發展、員工激勵和吸引投資的機制。新註冊公司最好以私人投資持股為主，由股東決定把多少盈利或股權捐給公益，把商業做大了，再來回饋公益。這是科學松鼠會的轉型模式（他們現在估值很高、做得很大），也是我書中給幾位公益創新者設計的模式。
南都基金會資助的許多銀杏夥伴和景行機構是社會企業；銀杏三分之一在轉型或本來就是社會企業。南都基金會就指望他們做大掙錢，這是南都以創新者為中心的資助哲學。希望以此來激發公益領域的社會創新。
徐永光先生將於11月7日擔任社企民間高峰會開幕典禮暨主題演講的嘉賓，屆時他將與高峰會的委員會成員進行一場深入對話，探討十年來社企於中港兩地的發展與社會的變化。高峰會現已開始接受報名，到時見！
《公益向右 商業向左》是一本關於社會企業的書，兼顧公益的變革和創新。